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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七旬的嵇老先生将收藏多年的名贵古玩“辛庵款田黄四方印章”(以下简称田黄方章)委托上海一家拍卖行拍卖,参考价为480万元。然而,拍卖还没开始,拍品却被弄丢了。嵇老先生一纸诉状将拍卖行告上法院,索赔480万元。

  本报讯
艺术品收藏者王某委托上海某艺术品展览公司拍卖藏品,支付了检测费、拍卖基础费后却迟迟没有进展,要求退款也遭到拒绝。协商无果,王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所签合同,并追讨已支付的费用。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判决展览公司返还王某检测费及拍卖基础费共计35万元。

“第三方拍卖藏品不翼而飞”案昨在徐汇法院审理。费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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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双方签订的相关服务协议,判决拍卖行赔偿嵇老先生2万元。嵇老先生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近日,上海一中院作出二审宣判,认为协议属无效格式条款,故改判拍卖行向嵇老先生赔偿480万元。

  为售藏品委托检测拍卖

对被告提出的“物品并未遗失”一事,李先生辩称,自己的物品已经过被告的调包,现在的这个物品不是自己当初交给被告的藏品。

巨额拍品运输途中丢失

  2014年11月,王某想要出售几件早些时候从国外淘到的藏品,便通过网络寻找拍卖机构。无意间浏览到上海某艺术品展览公司的网站,经与工作人员简单沟通后,王某决定与该展览公司当面商谈。

市民李先生最近遇到一件糟心事,他委托某艺术品销售中心拍卖自己的珍藏——“角雕原料”,没想到收藏品竟被对方损坏或遗失。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将对方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昨天上午,徐汇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嵇老先生是一名古玩爱好者,收藏有一枚珍贵的田黄方章。2011年8月,嵇老先生参加了第一届上海民间十大珍宝评选活动,他的这枚长2.3cm、宽2.3cm、高4.9cm的印章获得了由上海市收藏协会盖章、八位专业人士签名的“第一届上海民间十大珍宝上海市文联艺术品鉴定证书”。经鉴定,该藏品是清早期辛庵刻田黄石长方章,“品相完美,尺寸适中,具有较高的收藏、欣赏价值和市场价格”。

  12月初,王某携其收藏的一只青花鱼藻纹大盘从湖北前往上海。据王某称,当天接待他的公司工作人员小周看到藏品后便说,这件东西可能价值连城,如经鉴定证明是明朝洪武年间藏品,公司愿意以1.1亿元的价格收购。

孤品“角雕原料”失踪?

2011年11月,嵇老先生与厚福(上海)艺术品销售中心签订了服务协议,将手上的这枚田黄方章进行委托拍卖,保留价为480万元。签约当日,嵇老先生将印章交付拍卖行,并向拍卖行支付了策划费4000元。

  经工作人员这么一说,王某顿时来了精神,于是他当即和展览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检测服务合同》,由展览公司寻找专业检测机构对藏品进行检测,为此,他支付了检测费及服务费15万元。

原告李先生诉称,一日看到某艺术品销售中心在网站上发布的古玩出售帖子,想到自己家中也有一件藏品想要拍卖。见这家艺术品销售中心评价不错,几经考量,他决定委托该中心进行拍卖。

2012年5月,拍卖行将包括田黄方章在内的多件拍品运至香港参加展览、拍卖活动,但最终该田黄方章只参加了拍卖预展,并没有出现在拍卖会现场。

  几天后,王先生收到展览公司发送的网址和序列号,登录网页并输入序列号后,屏幕中显示一份“收藏品鉴定书”,据该“鉴定书”所载,检测结论为“与明洪武时期同类藏品有差异,为清早期藏品”,而载明的鉴定机构为“香港科技检测中心文物鉴定评估委员会”。

李先生带着自己的收藏品“角雕原料”来到该艺术品销售中心,与对方签订了《服务协议》,委托对方进行拍卖。

不料,活动结束后将拍品运回沪的途中,这么珍贵的古玩竟弄丢了。

  由于此前展览公司曾表示过若检测结果显示藏品非洪武年间,可委托拍卖,于是王某又和该公司取得联系。展览公司称其合作方将于2015年1月在韩国举行一场
拍卖会,届时可安排王某的藏品参加拍卖。一心想要出售藏品的王某便与展览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将经鉴定的青花鱼藻纹大盘与家中所藏另外三件藏品一同
交给对方,并根据合同约定支付了拍卖基础费22万元。

然而,到了2013年2月,李先生得知自己的收藏品已经损坏或遗失,立刻赶去该艺术品销售中心交涉,但双方多次协商无果。最终,李先生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赔偿90万元,并承担车费、路费、误工费2万元;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并双倍赔偿交易服务费4000元。同时,要求对方一旦找到遗失的藏品后归还给自己。

古玩价值、赔偿数额成焦点

  拍卖不成退款被拒诉至法院

被告称物品从未遗失

一审开庭期间,拍卖行表示,嵇老先生的“田黄方章”是赝品。

  合同签订后,王某迟迟没有等到藏品参加拍卖的消息。此外,由于收取检测费用时展览公司仅出具了收据,王某提出索要正规发票,但这一合理的要求也遭到展览公司拒绝。

法庭上,该艺术品销售中心与李先生的说法完全相反。其代理律师表示,李先生的藏品不仅没有遗失,恰恰相反,是李先生一直不肯取回物品。被告方指出,双方合同完成后,李先生选择将物品放在艺术品销售中心的行为是寄存行为,寄存主张期限是一年,而现在李先生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嵇老先生愤怒的驳斥:“根据双方协议,拍卖行对方章品质有异议的,可进行专家鉴定。而拍卖行不仅没有进行专家鉴定,而且还在推荐参加的香港拍卖会上将方章标注的参考价为480-620万元。”嵇老先生进一步指出:“一旦拍卖成交,拍卖行可收取成交价10%的佣金,拍卖行不可能冒流拍的风险,随意标价。我的方章至少值480万元!”

  后王某查询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这家公司是在2014年11月才刚刚成立的,且注册资金仅200万元。王某委托拍卖的藏品中,仅青花鱼藻纹大盘的起拍价就达到800万元,王某心生疑虑。

“李先生的指控是基于违约的基础之上,但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相应的责任,李先生当时也确认在合同期间物品一直存在,并未损毁。”其代理人说道。

而就拍卖行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双方也展开激烈辩论。

  出于对展览公司履约能力的怀疑,王某多次与公司工作人员交涉,并口头提出解除合同。当问及香港鉴定机构资质问题时,工作人员也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原藏品被告调了包?

一审支持了拍卖行的观点,酌情判定拍卖行赔偿嵇老先生2万元。嵇老先生不服并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2014年12月底,王某向展览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该公司解除《委托拍卖合同》,并要求返还检测费、拍卖基础费及4件藏品。该公司几天后致函王某,同意解除合同并归还藏品,但拒绝退款。因就退款事宜无法与展览公司协商一致,王先生无奈诉诸法院。

对被告提出的“物品并未遗失”一事,李先生辩称,自己的物品已经过被告的调包,现在的这个物品不是自己当初交给被告的藏品。

二审期间,拍卖行表示,基于嵇老先生没有购买保险,按照服务协议约定,这种情况下拍品发生灭失或损坏的,无论拍品价值多少,拍卖行仅按实收策划费的双倍进行赔偿,因此嵇老先生要求按拍品价值赔偿,不符合合同约定。

  庭审中,王某认为展览公司为了提高拍卖费用,将拍卖价格定得虚高,而为了使他相信,还虚构称要以高价收购藏品。此外,香港的鉴定机构也是展览公司虚构,公司并未将艺术品送往境外检测。因而王某认为展览公司存在欺诈嫌疑,要求对方如数退还其所支付的款项。

李先生指出,如今的这件物品和图录上面的物品不是一个物品,“对此物品我要求进行鉴定,而且这件物品下面的指膜可能不是我的,也有可能是将我在被告另外一个拍品上的指膜复制上去的。”李先生补充说,“我之前去被告处协商的时候,这个指膜是没有的。我认为这是事后被告补上去的。”

对此,嵇老先生则认为该购买保险的合同条款,属于无效格式条款。

  而展览公司则认为,其并没有诱骗王某的行为,只是王某自己高估了藏品的价值。因王某单方解除合同,故公司不同意退款。

对于索赔金额,他表示,40万元的底价是双方协商而成的,而且是保守价格。由于系争物品已经是孤品,没有可比性,所以90万元是本人按照拍卖行业的规则估价出来的。他认为,诉讼时效没有超过,要求双倍返还服务费。

拍卖行难逃其责照“价”赔偿

  法院判决:展览公司返还所收35万元

庭审结束后,双方都表示同意接受调解。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丢失拍品的价值及拍卖行的赔偿责任。由于目前已不具备对原物进行价值评估的条件,故只能参考双方在交接涉案拍品时对其品质、大致价值的认可,确定赔偿金额。拍卖行出具的“拍品入库证明”上记载为“田黄方章
辛庵款[有磕]、及鉴定证书一个”,而拍卖行在接受方章后不仅未进行专家鉴定,还以嵇老先生提供的艺术品鉴定证书等为亮点进行拍卖展览推介。根据常理,嵇老先生不可能明知是廉价物品,而冒充贵重物品、付出策划费成本,期待成功率极低的获利,而拍卖行也不会安于收取策划费而不对佣金积极追求,因此,双方为尽快实现获利,都会谨慎商定保留价。考虑到拍卖行在香港拍卖会上将涉案拍品参考价值区间标注为480万元至620万元,故嵇老先生主张涉案拍品价值不低于480万元,具有一定的依据与理由。拍卖行认为方章非真品,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难以采信。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委托展览公司对其藏品进行检测,并在此基础上拍卖,展览公司理应依约寻找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拍卖机构处理受托事务,现王某对展
览公司选择的检测机构及检测报告存疑,展览公司有义务提供该机构具有检测资质的证明。因展览公司所称的检测机构系香港机构,鉴定报告形成于香港境内,故展
览公司提供的收藏品鉴定书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亦未提供该机构合法成立且具有相应资质的证据,故认定展览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委托检测服务合同,王某主张返还
已支付的检测费及服务费合法有据。至于返还金额,因王某仅能提供展览公司收取检测费13万元的证据,故对其余2万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拍卖委托人购买保险及相应后果的条款,其中约定保险费以拍卖保留价的1%计,由委托人支付,但委托人却不享有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而若不购买保险,拍卖行对于拍品灭失仅依照策划费的双倍进行赔偿,策划费则按件计,与保留价无关。这一约定属于减轻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是无效格式条款。拍卖行以此主张涉案拍品灭失后的赔偿金额,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王某在签订合同后不久,因对展览公司履约能力存疑,询问委托事项即藏品拍卖的具体时间、拍卖公司及拍卖地点,但展览公司未予答复,于法有悖。且根
据双方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拍卖开始前,王某向展览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后,可以撤回拍卖物品,故王某致函展览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系其依法行使权
利的行为,该解除行为无需征得对方同意,双方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已依法解除。

上海一中院据此改判拍卖行赔偿嵇老先生损失480万元。

  展览公司对于委托检测服务合同既已存在违约行为,在履行委托拍卖合同中,又未能依法履行受托人的告知义务,亦无积极履行合同的行为,王某要求解除合同系为
保护其合法权利的无奈之举,非违约行为。且展览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已按委托拍卖合同约定处理委托事项并产生相关费用,故王某主张返还拍卖基础费22万元,
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张晓莉)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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